  “金戈铁马”、“问鼎中原”等典故演绎了历史，也记载了历史。提起青铜文化，不由令人想起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一片纷乱；诸子百家，争相鸣放。然而这些记载两千年前文化历史的青铜器，如何鉴定其真伪？以国人的智慧，当然不难，于是乎，便有一段关于青铜器鉴定的顺口溜“先看形，后看花；拿到手里看底下，紧睁眼，慢开口，铭文要细查，铜质是关卡。” 谈及青铜器鉴定，必然会联想到杜迺松先生，这个被海内外誉为“中国青铜器鉴定第一人”的著名学者。日前，敝人荣幸至极，得以采访杜先生。穿过故宫博物院那两排略微显旧的红墙，我们来到了一处小院落，这个曾经被作为祭祀用的城隍庙，如今便是杜先生的研究室所在地。 燕园竞风流 树木耸峙，芳草如茵，景色宜人。巍然肃穆的教学楼、图书馆、大礼堂，与未名湖的湖光塔影交相辉映，这就是北大校园——燕园。20世纪50年代，一个青年在燕园来回徘徊，他心里忐忑不安，最后他咬了咬牙，毅然朝教师宿舍楼走去，他来到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家，轻轻的叩响门，翦伯赞先生开门让他进去，当他得知这个青年人是北大历史系的新生时，且专程来向他请教学习方法时，翦老亲切的说:“现在系里设置的每一门课都是重要的，都要认真打好基础。”先生的教导使得这个年轻学子倍受鼓舞，而这个冒然登门的青年学子正是杜迺松。杜迺松出自书香门第，父母老一代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家庭的熏陶和教养颇好，他的兄弟姐妹也先后进入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学院(今理工大学)等学校学习，他们相互学习和影响，这对杜迺松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有一定帮助。 进入历史系后，第二年开始分专业，考古专业是最枯燥也是最冷门的专业，一般同学认为考古就是看一些陶陶罐罐、破铜烂铁，但杜迺松主动选择这一专业。多年后，杜迺松回忆起自己选择考古专业，他如是说，考古是神秘的、诡趣的，具有一定的探险性，所以内心是愉悦的。考古要有很广博的知识基础，古今中外的历史要学习，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考古的文献、文字等等还有自然科学都要学，因此它包罗万象，有趣极了。 寒暑假期间，燕园比以往寂静得多，大部分外地同学都回家了。但杜迺松一如既往到图书馆看书，他看名著、查考古学的有关目录、各个时期的考古知识等等，杜迺松的勤奋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平时他骑着自行车来回穿梭于燕园中，教室、图书馆、食堂和宿舍，当时自行车可谓是奢侈品，这辆自行车带给他许多便利，在燕园内，骑自行车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故宫里的著名学者 光阴冉冉，杜迺松完成学业，告别燕园，他被国家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杜迺松提着简单的行李来到故宫博物院门口，他看着高大的红墙，心里异常激动。虽然他从小生活在北京，也来过故宫参观，但是自己现在要到红墙里工作，要与这些宝贝文物朝夕相处，对于文物他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他不能忘记大学期间赴田野考古时，幸运地发现西周墓的那种成就感，以及坚定他对文博、考古的专业兴趣。 起初，领导先让杜迺松熟悉各方面的环境，毕竟故宫里有一百余万件珍贵文物，对于一个搞文博的人而言，宽阔的知识面是必须的，再者故宫的特殊性，必然要求杜迺松学会适应。过一段时间后，著名学者唐兰先生找到杜迺松说:“经领导研究决定，让你搞青铜器和古文字研究。”杜迺松听完之后，很是高兴，因为他在大学期间，他就对青铜器感兴趣的。“年轻人要一步步向前走，不能急。”唐兰先生又语重心长的说道。于是，杜迺松专业方向定了位，从此，青铜器与古文字研究与他的命运紧紧融合在一起，直至他成为研究青铜器和铭文的著名学者。 中午时分，烈日炎炎，故宫“珍宝馆”外的一个长廊，这里几乎是游客们到达的死角，鲜有人打扰，故颇为安静。杜迺松拿着书本坐在长廊边，专心致志的读书，尤其是古代文献，《诗经》、《左传》、诸子百家等、同时又系统的读了《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等。利用午休期间在此看书，已经是他长年累月形成的习惯。原来，杜迺松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他渐渐感觉需要不断的补充知识，因此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读书。他读书有个习惯，如果是自己的书，他会把重点的地方划出来，有些重要的语句还手抄下来，乃至是文字起源的发展和考证，他都会用工具书查出这些晦涩的铭文，然后逐一的看下去。虽然年轻时杜迺松夫妻不在一地工作，这给他更多可利用的时间。当时他爱人在外地工作，杜迺松每天吃完饭回去就看书。每每回忆起这段生活经历时，他总是感叹的说:“回到家里我做一些家务活，在间歇的时候我把这些边角的时间用来看书，看一段是一段，总的来讲做了大量的实践的同时，也看了大量的书。”对于书他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如今已是满头白发的杜迺松总是如此感叹时间的不够:“如果人生有分身术的话，很多过去看过的书，我还想再看看。” 凌晨1、2点，夜深人静，杜迺松常常埋头著述，为了完成某篇文论，他坚持连续长时间写作，虽然是很辛苦，但是当他看到论文出炉时，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满足，而这个时候，他才发现绷紧的身心因松懈而变得极端的不舒服。安贫守道，这是学者共同的特征。杜迺松由于勤奋使得他著作等身，几十年他出版了20余种书(包括独著、合著与主编)，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和诗词文章 200余篇。《青铜器简说》、《步入青铜器艺术宫殿》、《吉金文字与青铜文化论集》、《中国文物定级图典》、(1-4卷)(合著)、《青铜器小辞典》、《青铜器鉴定》、《青铜器发展史》、《中国收藏与鉴赏》(合著)等皆是青铜器研究创新的前沿学说，引起社会广泛重视。而这正是他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必然结果。 青铜器鉴定第一人 飞机在空中高速飞行，杜迺松坐在机舱里，心情异常激动，此行他受国家委派前往法国鉴定一批文物。原来，法国一个爱国华侨平生爱好收藏，他是徐悲鸿的故交，想把平生收藏的文物国宝捐献给国家，于是经过有关部门严格筛选，指定杜迺松代表国家去鉴定、接收各类文物。经过几天的紧张鉴定，杜迺松从中选择了100多件具有较高价值的藏品回国。 然而，杜迺松在鉴定界的杰作当属国宝“马踏飞燕”、“司母戊鼎”等的鉴定，可以说这些国宝奠定了他在青铜器鉴定的地位，他亦因此被誉为“中国青铜器鉴定第一人”。鉴于这两次鉴定的重要性，敝人决定采用问答式，还原杜迺松当时鉴定“司母戊鼎”的情形。 1939年3月，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北的农田中，被当地农民吴希增偶然探寻到。这个意外的发现，拉开了司母戊鼎不同寻常的命运序幕。 杜迺松:农民在挖井的时候，往下挖的时候就发现一个硬东西，对硬东西大家有一些经验了，有感觉，最后就继续往下挖。 笔者:可能是个文物？ 杜迺松:据传说是挖到十米深了以后，最后把它挖出来了，挖出来以后这个消息就走漏了，走漏以后日本人知道了。他们想把这个大鼎弄走，当时当地的农民还有当地其他的有关官员，赶快就把这个东西又埋起来了，但是日本人不干，最后据说当地官员为了保护大鼎，就用一件其他的器物给日本人了。 笔者:代替了。但那也是狸猫换太子。后来是什么时候又挖出来的？ 杜迺松:抗战胜利以后又挖出来了。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的时候，将该鼎陈放在此。 笔者:各地征调文物了。 杜迺松:这个器物出土以后，不断有学者专家来进行研究，当然我也喜欢它，也很重视它，这些年我为了司母戊大方鼎的研究，也积累了不少材料，最后我也写出了一篇论文，发表在1980年的文史哲杂志上。 这篇论文当时震动了国内外的考古学界。当司母戊鼎以青铜器体积最大、重量第一而问世后，关于它的年代，也以考古界普遍的观点而界定在殷商后期。是什么让杜迺松得出新观点呢？他的论据来自于另一个墓葬的发现。 杜迺松:妇好墓。妇好是商朝的女将，别人跟外族打仗的时候，妇好一出战，每次战争她都能胜利，她是一员女将。所以一到需要的时候，武丁王就起用她，让她去征战。 笔者:她是武丁的一个配偶。 杜迺松:就是他的妻子。 1976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殷墟小屯发现了妇好墓，出土有两百多件青铜器，其中两件大方鼎和兕觥等器物都有司母辛三字铭文。司母辛三字引起了杜迺松的注意。 杜迺松:因为它上面有司母戊三个字，还有发现的妇好墓司母辛三个字，因为搞文物考古这个情况都是这样，每一个时代必然有每一个时代的风格，有它的特征。司母辛三字的书法，属于甲骨第一时期武丁时期，字体与司母辛铭文书法风格雷同。 杜迺松:因为司母戊大鼎和上面司母戊三个字还有它的铸造纹饰等等，综合考察，两个相应的进行对比，因为司母辛大鼎的时代可以确认，它就是属于武丁到祖庚、祖甲时期，那就是属于殷墟前期的。从司母戊鼎的铭文内容、字体、造型、花纹和铸造等考察，也应属于殷墟第二期武丁、祖庚、祖甲时期，母戊是武丁配偶，作器者应是祖庚或祖甲为其母而作。司母戊鼎应是殷墟前期作品。 穿过那排历经几百年风雨的红墙，敝人心想，这个醉心学问的老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研究青铜器、古文字，他把从事的专业视作生命。总是忘不了杜先生那忧郁的眼神和那低沉的言语:“我不是个好家长”，不由肃然起敬:这个安贫乐道的权威专家不愧为“中国青铜器鉴定第一人”。如今，他已培养了大量的学生，正是桃李满天下。 杜廼松学术简历 杜廼松，男，1937年生，北京市人。著名学者，青铜器与金文鉴定大家。196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供职于故宫博物院至今。主要从事古代青铜器、古文字和商周秦汉考古的学术理论研究与文物鉴定等工作。 研究内容涉及到史论结合，古文字考释，器物考证，考古类型学，青铜器的分区分期与断代，文物保护，科技考古，文物美学，青铜器与文物鉴定等多维层面。论著建立了青铜器与金文完整的发展演变的理论体系，并取得了金文考释与研究等多方面的科研成果。把青铜器和铭文的整体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和发展阶段。参加20世纪90年代国家组织的全国文物鉴定系统工程，并负责青铜器与金文的鉴定，由于认真工作，准确无误的进行鉴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并在工作中培养各地人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