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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狗年将去，猪年即到，关于猪的话题又要走红网络了。包括贬义的“愚笨、懒惰、贪吃、好色、肮脏”，褒义的“厚道、忠诚、谨慎、诚实”等用词，几乎都和猪形影不离，甚至包括宗教信仰习俗上的扩展话题。这些都不是我们所要关注的。我们只是想从考古与历史的角度上谈谈，猪在农业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图3
图4
图1
我国养猪历史已经有七八千年了。对猪的驯化和饲养，大概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如浙江河姆渡遗址就有陶猪出土。到了汉代，随着铁器的大量使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农业发展迅速，加上人们“事死如事生”的葬俗观念，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家畜陶猪，便成为墓葬中最为普遍的随葬物。大凡到过陕西阳陵博物院参观过的，无不被汉景帝阳陵从葬坑中排列密集的武士俑群，以及猪、牛、羊、狗、鸡等陶质动物的场景所震撼（图1）。其中陶猪的数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规模阵容绝不逊色于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
考古资料显示，用陶猪随葬的习俗最初发生于西汉早期帝王贵族高等级的墓葬内，西汉中、晚期以后，不光是在规格很高的帝王陵墓中发现，在关中地区的西安、咸阳、宝鸡一带的中型墓葬中，甚至小型墓葬中也很普遍。
西汉早期墓葬出土的陶猪，与其他人物俑和动物俑一样，都是当时雕塑艺术的典范。陶猪多无鬃毛，呈站立状，大多形体高大肥硕，有的长达近50厘米，外表多彩绘，各部位比例协调，十分生动逼真。以汉武帝长公主墓出土的陶猪为例，猪头部较大，嘴闭合，两侧獠牙外露，圆鼻孔，双眼圆睁，大耳下垂，脖颈粗短，躯体肥壮，背稍下凹，圆腹下垂，藏尾，四肢粗短，作站立状。合模制成（图2）。
西汉晚期以后，出土陶猪的墓葬数量激增，由高等级王公贵族墓葬发展至广大中下层的墓葬中。本文所涉及这个时期的陶猪都是出自陕西扶风几座汉代中小型砖室墓，每座墓至少都有一至两件陶猪随葬。这些陶猪与西汉早期相比，最大特点是多有鬃毛（图3），有站立状的，也有俯卧状的；有泥质红陶的，也有泥质灰陶的，有的表面还施青黄色釉（图4）。形象没有高等级贵族墓葬或从葬坑内出土的生动逼真，不够精致细腻，有的甚至比较粗糙。 这一阶段陶猪绝大多数造型相似，艺术写实手法大大减弱，开始出现夸张的表现技艺，而且个体较小，从形态上很难分辨性别。尺寸多在12~24厘米之间。
两汉时期大量随葬陶猪的墓葬多分布在陕西关中的西安、咸阳和宝鸡。不仅使我们欣赏到了当时人们的雕塑艺术，而且还能充分体现出当时发达的农业经济和先民富裕的生活。这是因为，陕西长安作为西汉首都，其周边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加之关中地区气候适宜、地形平坦、土地肥沃，天然水系丰富，是传统农耕区。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铁器的广泛使用与众多水利设施的修建，使得农业有了较大的进步，带动家畜饲养的发展。以养牛、养猪、养羊和鸡鸭为主的家畜饲养业兴盛发达。自古以来，丧葬文化既是一种社会习俗，也是当时社会观念与经济形态的缩影。农业经济的发展，必然影响到丧葬习俗的改变。人们“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也随之迅速膨胀，厚葬之风日渐盛行。随葬品日趋生活化，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家畜陶猪，便成为墓葬中最为普遍的随葬物。随葬猪的多少甚至成了死者地位和富裕程度的象征，使得在这一阶段出土陶猪的墓葬数量增加。不仅如此，这些墓葬中还多半随葬有做成明器的养猪陶栏猪圈模型，有的陶猪与陶猪圈模型共出，说明当时猪的饲养主要是以庭院为主的圈养模式。有的汉墓中出土的猪圈陶栏中还建有厕所，真是五花八门。人们死后，要把猪以至于养猪的猪圈栏做成明器，作为随葬品，这些充分说明，猪在汉代先民生活中的位置。反映出古代先民的生活与猪息息相通，对猪的喜爱有加。并不像今天，一提到猪，总是认为猪的样子丑，骂人常常说“笨得跟猪一样”；把猪与不洁净画等号，认为猪生活在污秽当中，吃的也肮脏不堪，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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